慕尼黑—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大手笔的改革方案之一将目标对准了美国税收制度。其政府不但想降低总体税负，还要“再平衡”税收制度以鼓励国内生产和出口，可能的手段包括一项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我们可称之为边境调节税。不幸的是，如此激进的改革的风险很可能会压倒任何收益。
目前，美国公司利润税率为35%。从国际标准看，这是一个很高的税率（尽管其中有许多扣减项和漏洞）；因此，国会共和党和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现在希望实质上用披着边境调节税外表的现金流税代替公司所得税。
根据这一计划，进口商品和服务将被课以20%的税，而出口项可以从税基中扣除，从而完全免税。如果美元保持稳定，则美国进口品的成本将上升20%，而美国出口商将享受到相对于国内生产商的税收补贴。
现金流边境调节税的支持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美国的大部分贸易伙伴国都会给出口商品和服务退还增值税。但这样比较是错误的。这些退税不是隐性补贴，而是基于目的地的税收制度的逻辑引申，即税收在商品被消费的国家征收。
比如，欧洲对美国的出口需要征两次税：一是来源国的公司利润税——比如德国，公司税率为29%左右——二是不同的美国销售税。与此同时，美国出口品在国内作为公司所得征税，然后又在进口国被征收增值税（与其他所有在该国消费的产品一样）。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它没有边境调节税，而是它严重依赖直接税。如果美国要引入边境调节的现金流税制，就要免除本国出口品的一切国内税收。如果其他国家不效而仿之，取消本国出口产品的公司所得税，这将让美国出口获得税收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现金流边境调节税的效果类似于贸易壁垒，因此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将其视为保护主义措施是正确的。
美国采取边境调节税可能产生影响深远的法律和经济影响。在法律上，它可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世贸组织允许增值税的边境调节，而不允许所得税的边境调节。如果美国的贸易伙伴国不愿意等待世贸组织漫长的纠纷解决流程，它们可能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政策。美国贸易伙伴国所采取的惩罚性关税或其他粗暴的经济手段又可能引发贸易战——而这是目前世界经济最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冒如此大的风险能获得多少经济收益颇为可疑。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美元对新的边境调节税作何反应。如果美元保持稳定，那么边境调节税将只推高进口价格，而这一成本的提高将落在美国家庭和依靠进口投入品的行业。最终，进口需求将下降，消费者的收益和新税给政府带来的收入亦然。
如果美元因为边境调节税而相应地升值，则进口品的美元价格不会变化。在这一情形中，外国生产者将承担成本，因为它们从向美国出售的商品中所获得的美元减少了。与此同时，升值的美元将让美国的出口更加困难，抵消对海外销售零征税的收益。同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将基本保持不变：边境调节税让资金流入国库，但美国的海外债务将继续增加。
总而言之，边境调节税并非支持美国公司、提高政府收入的最佳办法。美国没有增值税，销售税也很有限，因此它主要依靠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但是，由于存在巨大的外部赤字，这一税制无法筹集到足够的收入。如果美国对国内消费征税，则将从进口中获得更大收入，让政府能够降低因美国企业的国内和海外销售而产生的所得税。
因此，从经济角度，“再平衡”税收制度的更好的方法是降低公司所得税率，同时引入或提高对进口和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销售税。这一方法的额外的好处是它可以同时加强企业投资和创新的激励。
特朗普不必从根本上颠覆整套税收制度，可以简单地改善它。这一更加合理的方针将大大降低破坏性贸易战的风险和汇率不确定性，而现金流边境调节税必然会带来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
慕尼黑—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大手笔的改革方案之一将目标对准了美国税收制度。其政府不但想降低总体税负，还要“再平衡”税收制度以鼓励国内生产和出口，可能的手段包括一项基于目的地的现金流税，我们可称之为边境调节税。不幸的是，如此激进的改革的风险很可能会压倒任何收益。
目前，美国公司利润税率为35%。从国际标准看，这是一个很高的税率（尽管其中有许多扣减项和漏洞）；因此，国会共和党和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现在希望实质上用披着边境调节税外表的现金流税代替公司所得税。
根据这一计划，进口商品和服务将被课以20%的税，而出口项可以从税基中扣除，从而完全免税。如果美元保持稳定，则美国进口品的成本将上升20%，而美国出口商将享受到相对于国内生产商的税收补贴。
现金流边境调节税的支持者认为，这只不过是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美国的大部分贸易伙伴国都会给出口商品和服务退还增值税。但这样比较是错误的。这些退税不是隐性补贴，而是基于目的地的税收制度的逻辑引申，即税收在商品被消费的国家征收。
比如，欧洲对美国的出口需要征两次税：一是来源国的公司利润税——比如德国，公司税率为29%左右——二是不同的美国销售税。与此同时，美国出口品在国内作为公司所得征税，然后又在进口国被征收增值税（与其他所有在该国消费的产品一样）。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它没有边境调节税，而是它严重依赖直接税。如果美国要引入边境调节的现金流税制，就要免除本国出口品的一切国内税收。如果其他国家不效而仿之，取消本国出口产品的公司所得税，这将让美国出口获得税收竞争优势。但是，由于现金流边境调节税的效果类似于贸易壁垒，因此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将其视为保护主义措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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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采取边境调节税可能产生影响深远的法律和经济影响。在法律上，它可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世贸组织允许增值税的边境调节，而不允许所得税的边境调节。如果美国的贸易伙伴国不愿意等待世贸组织漫长的纠纷解决流程，它们可能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政策。美国贸易伙伴国所采取的惩罚性关税或其他粗暴的经济手段又可能引发贸易战——而这是目前世界经济最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冒如此大的风险能获得多少经济收益颇为可疑。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美元对新的边境调节税作何反应。如果美元保持稳定，那么边境调节税将只推高进口价格，而这一成本的提高将落在美国家庭和依靠进口投入品的行业。最终，进口需求将下降，消费者的收益和新税给政府带来的收入亦然。
如果美元因为边境调节税而相应地升值，则进口品的美元价格不会变化。在这一情形中，外国生产者将承担成本，因为它们从向美国出售的商品中所获得的美元减少了。与此同时，升值的美元将让美国的出口更加困难，抵消对海外销售零征税的收益。同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将基本保持不变：边境调节税让资金流入国库，但美国的海外债务将继续增加。
总而言之，边境调节税并非支持美国公司、提高政府收入的最佳办法。美国没有增值税，销售税也很有限，因此它主要依靠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但是，由于存在巨大的外部赤字，这一税制无法筹集到足够的收入。如果美国对国内消费征税，则将从进口中获得更大收入，让政府能够降低因美国企业的国内和海外销售而产生的所得税。
因此，从经济角度，“再平衡”税收制度的更好的方法是降低公司所得税率，同时引入或提高对进口和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销售税。这一方法的额外的好处是它可以同时加强企业投资和创新的激励。
特朗普不必从根本上颠覆整套税收制度，可以简单地改善它。这一更加合理的方针将大大降低破坏性贸易战的风险和汇率不确定性，而现金流边境调节税必然会带来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