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不久前，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的临时观察员们认定这项活动事关重大是情有可原的。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会议期间发出警告，“我们正处在气候灾难的边缘，而此次会议必须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最后，当达成最终协议时，加拿大环境部长史蒂文·吉尔博称赞其突破性地致力于与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化石燃料的转型。
但真相是，无论是写进迪拜协议的内容，亦或是没有写进协议的内容，均不会对气候变化产生过多影响。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条约创立开始，我们已屡次看到这样的情况。当时，所有国家都在致力于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而这要求必须每年大幅削减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量。但排放量仍继续上升，尽管其上升速度可能略低于没有签订协议的情况。事实证明，自愿承诺基本沦为一纸空文。
必须明确，我们并非在暗示有关气候风险和必须行动的警告是一种错误。身为耗费数十年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家，我们认识到，某些经济文献经常被那些反对采取有意义举措的人所利用。正如我们在全球政治研究所最近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旨在确定“最佳”气候政策的经济模型往往系统性地高估减排成本并低估其益处。
此外，经济学家对碳税这一单一政策方案的倾慕之情溢于言表。这带来了一种错误的说法，认为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方式是单纯依赖碳价格。事实上，阻碍快速、公平实现向净零排放过渡的诸多市场失败凸显出必须采取（包括碳价格在内的）系列组合政策。
在这个充满急迫挑战的世界，决策者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自有其限度。我们应当将精力集中在能在小范围、关键经济领域取得转型进展的协议谈判，而不应过度关注那些需要一致支持、无需问责且最终对排放结果鲜有影响的国际会议。
我们已经清楚，这种更具针对性的方法非常有效。以保护平流层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或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MARPOL）为例。与每次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上所做出的自愿承诺不同，上述两项条约确立了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市场加以落实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其中蒙特利尔议定书禁止参与国与非参与国进行（消耗臭氧层的化学品） 氯氟化碳的贸易；而防污染公约则规定，只有符合特定技术标准的船只才能进入港口。
这两项条约因产生积极的反馈效应而有效：越多国家同意成为缔约国，其他国家加入的压力也就越大。因此，臭氧层将在数十年内恢复到1980年前的水平。现在，超过 99%的石油均根据防污染公约所规定的标准运输，这实际消除了海上污染的一个主要源头。
同样的方法也已适用于气候协议。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逐步减排氢氟碳化物这一强势温室气体。就像上述实例一样，修正案纳入了一项旨在达到关键参与门槛后创造正反馈效应的贸易措施。因为上述结构，批准协议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即使是在两极分化严重的美国，该协议也在去年得到了美国参议院两党的大力支持。
我们现在理应对其他主要碳排放源采取同样的举措。例如，每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约2%来自铝制造业。但通过用惰性阳极来取代碳阳极，该行业可以大幅降低其碳排放。铝条约可能要求缔约方均采用惰性阳极，并仅从其他参与方进行铝进口。
相比贸易举措的单方面威胁，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国际气候协议从本质上讲是合作与多边的。它不同于像欧盟正在实施的那样单方面对外国生产适用国内规则，也并未像美国某些人所提议的那样，在没有任何相应国内法规的情况下对某些进口产品强制征收碳基关税。这样的方法只会招致报复。
要想取得成功，国际气候协议就必须与各国的经济战略相兼容，尤其是印度等低收入国家，因为，未来那里将成为碳排放大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基加利修正案包含了富裕国家同意协助贫困国家负担履约费用的规则。
国际社会从京都议定书中吸取了错误的经验教训。现在应当已非常明显，依靠自愿承诺和励志目标根本行不通。京都议定书的问题在于，它并未设立恰当的激励举措。
通过将协议重点集中在各行业，并联系贸易准入和应尽义务，正确面对富国和穷国在国际谈判中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作用，世界将更有可能实现迪拜协议中所描述的目标：即快速、公平地向净零排放过渡。
而后，未来的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就可以关注其他重要问题，而不是挖空心思找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空洞词语的正确组合。
纽约——不久前，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的临时观察员们认定这项活动事关重大是情有可原的。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会议期间发出警告，“我们正处在气候灾难的边缘，而此次会议必须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最后，当达成最终协议时，加拿大环境部长史蒂文·吉尔博称赞其突破性地致力于与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化石燃料的转型。
但真相是，无论是写进迪拜协议的内容，亦或是没有写进协议的内容，均不会对气候变化产生过多影响。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条约创立开始，我们已屡次看到这样的情况。当时，所有国家都在致力于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而这要求必须每年大幅削减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量。但排放量仍继续上升，尽管其上升速度可能略低于没有签订协议的情况。事实证明，自愿承诺基本沦为一纸空文。
必须明确，我们并非在暗示有关气候风险和必须行动的警告是一种错误。身为耗费数十年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家，我们认识到，某些经济文献经常被那些反对采取有意义举措的人所利用。正如我们在全球政治研究所最近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旨在确定“最佳”气候政策的经济模型往往系统性地高估减排成本并低估其益处。
此外，经济学家对碳税这一单一政策方案的倾慕之情溢于言表。这带来了一种错误的说法，认为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方式是单纯依赖碳价格。事实上，阻碍快速、公平实现向净零排放过渡的诸多市场失败凸显出必须采取（包括碳价格在内的）系列组合政策。
在这个充满急迫挑战的世界，决策者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自有其限度。我们应当将精力集中在能在小范围、关键经济领域取得转型进展的协议谈判，而不应过度关注那些需要一致支持、无需问责且最终对排放结果鲜有影响的国际会议。
我们已经清楚，这种更具针对性的方法非常有效。以保护平流层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或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MARPOL）为例。与每次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上所做出的自愿承诺不同，上述两项条约确立了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市场加以落实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其中蒙特利尔议定书禁止参与国与非参与国进行（消耗臭氧层的化学品） 氯氟化碳的贸易；而防污染公约则规定，只有符合特定技术标准的船只才能进入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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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条约因产生积极的反馈效应而有效：越多国家同意成为缔约国，其他国家加入的压力也就越大。因此，臭氧层将在数十年内恢复到1980年前的水平。现在，超过 99%的石油均根据防污染公约所规定的标准运输，这实际消除了海上污染的一个主要源头。
同样的方法也已适用于气候协议。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逐步减排氢氟碳化物这一强势温室气体。就像上述实例一样，修正案纳入了一项旨在达到关键参与门槛后创造正反馈效应的贸易措施。因为上述结构，批准协议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即使是在两极分化严重的美国，该协议也在去年得到了美国参议院两党的大力支持。
我们现在理应对其他主要碳排放源采取同样的举措。例如，每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约2%来自铝制造业。但通过用惰性阳极来取代碳阳极，该行业可以大幅降低其碳排放。铝条约可能要求缔约方均采用惰性阳极，并仅从其他参与方进行铝进口。
相比贸易举措的单方面威胁，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国际气候协议从本质上讲是合作与多边的。它不同于像欧盟正在实施的那样单方面对外国生产适用国内规则，也并未像美国某些人所提议的那样，在没有任何相应国内法规的情况下对某些进口产品强制征收碳基关税。这样的方法只会招致报复。
要想取得成功，国际气候协议就必须与各国的经济战略相兼容，尤其是印度等低收入国家，因为，未来那里将成为碳排放大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蒙特利尔议定书和基加利修正案包含了富裕国家同意协助贫困国家负担履约费用的规则。
国际社会从京都议定书中吸取了错误的经验教训。现在应当已非常明显，依靠自愿承诺和励志目标根本行不通。京都议定书的问题在于，它并未设立恰当的激励举措。
通过将协议重点集中在各行业，并联系贸易准入和应尽义务，正确面对富国和穷国在国际谈判中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作用，世界将更有可能实现迪拜协议中所描述的目标：即快速、公平地向净零排放过渡。
而后，未来的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就可以关注其他重要问题，而不是挖空心思找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空洞词语的正确组合。